《为何生活越来越像走钢索》是普利策奖得主夫妇，《天空的另一半》作者尼可和雪莉的新书，书中引用了富兰克林的话：“检验我们进步的标准，并不在于让富裕者锦上添花，而是在于为缺吃少穿者雪中送炭。”
在几十年前，和我一起长大的孩子们都相信，他们的世界一定会比父母的更美好！但几十年后，这些曾经和我一起坐六号校车上学的快乐的孩子，最后都死了，死了，死了，死了。
我们的老朋友克莱顿坦诚地讲述了自己的苦难，但令人痛心 的是，本书尚未完成，他就离开了人世。陷入困境的他们并不比他们的父母差。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受过更好的教育。但令人震惊的是，这样的不幸并非个例：对于很多人来说，生活已经越来越变得像在走钢索……
为此，我们回到故乡亚姆希尔，并探访了全国 50 个州和 1 个特区，去深入了解和我一起长大的伙伴们的遭遇，去探寻数千万人经历失去工作、尊严、希望、生命的原因，并指出我们如何才能做得更好。
如果我们不利用美国巨大的资源来消除贫困，让所有上帝的孩子都有基本的生活必需品，美国就会下地狱。
加里·克纳普没法再向迪伊开枪，因为他早就死了。除了最小的基伦，他的孩子们也都死了。现在轮到加里的孙辈来接受挑战，因为他们也在与毒品、酒精和法律做斗争。基伦认为这是个家庭魔咒，但更确切地说，是每一代人都继承了上一代人的劣势。
我们总以为小孩子有可塑性和适应力，但他们也可能会像飓风中的春花一般脆弱。作为一个社会，我们谴责“流氓”“暴徒”“恶棍”，但事实是，我们经常在问题孩子辜负我们之前就已经辜负了他们。在美国，每年死于虐待和忽视的儿童要比死于癌症的儿童还多。每有一名儿童死亡，就有数千名儿童被伤害、强奸或者残忍地虐待。数以百万计的孩子经历的创伤，不但会伤害他们，还会瓦解社会结构，可我们常常视若无睹，等出了问题时，倒反过头来责怪孩子。有些物种有食子行为，事实证明，我们也是其中之一。
因为目睹过家人的经历，基伦的儿子没有走上吸毒之路，还用基伦寄给他的钱上了一段时间的大学。他高大强壮，找到了一份电工的好工作，似乎前途无量。但可惜的是，就像他那个圈子里的很多人一样，他也性格冲动，有暴力倾向。基伦解释说：“和他在一起的女孩，经常会跟墨西哥毒贩鬼混。”这激怒了他的儿子。“他喝醉后，拿着 0.45 英寸口径手枪，朝车道上那些该死的汽车开枪，并告诉他们：‘滚出城去，离我女朋友远点。’”警察赶到后逮捕了这个年轻人，现在他还在牢里。
来自神经科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的证据表明，帮助美国儿童的关键窗口期是在 5 岁前，部分原因是如果在混乱和贫困的环境中长大，他们的大脑往往会遭受终身性损伤：长期暴露在毒性压力下时，大脑中就会被一种叫皮质醇的应激激素充斥，导致大脑解剖结构的改变。同行评议研究发现，经历过严重逆境的 5 岁儿童前额叶皮质通常较薄，因此冲动控制、情绪调节和工作记忆较差。
考虑到美国药物滥用的规模，大量儿童在出生前接触药物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在西弗吉尼亚州出生的儿童中，近五分之一曾在子宫中接触过毒品或酒精。研究虽然没有定论，但确实发现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更容易受到物质滥用的影响。我们现在有一个术语来描述这些童年创伤和毒性压力——童年不良经历（adverse childhoodexperiences，ACEs），包括身体虐待、父母离婚，或者与酗酒者同住等。很多成年人都有过一种童年不良经历，八分之一的人有四种或更多。尽管 ACEs 发生在童年期，却会在成年期引发问题：有四种童年不良经历的人患成人抑郁症的概率会增加 460%，自杀的概率会增加 1220%。
美国在帮助危险儿童上非常短视，而其中最令人恼火的一个因素是，政客们经常坚称没有资金用于社会服务。但之后，他们似乎又能找到资金来支付监狱的费用。共和党议员不想为低收入女性支付 500 美元的宫内节育器费用，但愿意为生育医疗补助支付 1.7 万美元。他们不想花钱减少铅中毒，但愿意为未来数年内的特殊教育课程买单——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减少铅中毒的大规模努力中每投入 1 美元，就能为以后节省 17 美元的公共资金。
事实上，我们有一些最成功的国家政策正是针对危险儿童的。自 1991 年少女怀孕数值达到当代峰值以来，我们已将其降低了 67%。自 2011 年以来，我们将高中毕业率提高了 5%。但是，我们往往对行之有效的策略投入不足，而这种短视的代价就是功能失调被传给下一代，付出了巨大的人力成本和公共开支不说，还反过来责怪受害者。
乔治·B.凯泽是美国问题儿童项目最重要的倡导者之一。他是俄克拉何马州塔尔萨的一名亿万富翁，家人逃离纳粹德国后，他先是涉足石油行业，后在银行业赚了大钱。身材瘦削、头发花白，已经是古稀老人的凯泽告诉我们，看到有关早期干预可以打破贫困循环的证据后，他深受感动，并得出了一个结论：为儿童创造机会对于提供基本的公平生活而言至关重要。
“新生儿不该对其出生环境负责，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的命运，”他说，“从根本上讲，这似乎很不公平。”凯泽用他的财富资助了一些实验项目，使塔尔萨成为一个令人惊奇的红州实验室，用证据驱动的举措打破贫困循环。他的乔治·凯泽家族基金会扶持了塔尔萨的“女性康复计划”，帮助丽贝卡·黑尔摆脱了毒品；另外一个重点是帮助儿童，因为这个方面的影响最大。他补充说，相比出生在悲惨环境中的孩子，美国富裕家庭的孩子拥有巨大的优势，这是“绝对且完全不公平的”。
“成功人士倾向于相信或者愿意相信他们是凭借自身的主动性、自律和智慧取得了人生中的成就，这些品质都是他们自己培养出来的。”凯泽说，“但我倾向于认为，我们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走了‘狗屎运’，以及沃伦·巴菲特所说的——‘中了卵巢彩票’。”
尼可的同学法伦·克纳普没有享受过父亲的爱，所以想努力做一个有爱的父亲。家里做饭打扫的事大多由他来做。“每逢节假日，我都会给他打电话，问他在干什么。”迪伊说，“他会回答，‘妈妈，我正在往火鸡肚子里塞填料，它滑到水槽里去了！’”他会和女儿安布尔和安德莉亚进行坦诚的长谈，会跟她们开玩笑，带她们去钓鱼。他取笑说安德莉亚是个“懒虫”，因为她在凌晨 4 点被叫醒去钓鳟鱼后大发了一顿牢骚。法伦憎恨自己的父亲，曾发誓要杀死他，而法伦的女儿们却把自己的父亲当偶像崇拜。
不过，这些女孩仍然是在酒精和毒品的诱惑下长大的，比如在安布尔的一张婴儿照里，你就可以看到背景中有一盘可卡因。尽管法伦很爱女儿们，但家里的气氛和他长大的那个家一样凄凉，因为他和妻子经常发生激烈的争吵。
安布尔回忆道：“我和妹妹之所以知道他将死于艾滋病或丙型肝炎，部分原因是妈妈会对他说：‘去挖你的坟，去死吧，艾滋小子。’”但其实，尽管他患有艾滋病和丙型肝炎，但他最终的死因却是喝酒导致的肝衰竭。安布尔说，面对这样的谩骂，法伦有时不会还口，有时会动手反击。父母发生口角时，安布尔就会捂住安德莉亚的耳朵，做一个保护妹妹的姐姐。
七年级时，安布尔和英俊的八年级男孩尼可拉斯·鲍曼成了朋友，他母亲是个单身妈妈。对于接下来发生的事，克纳普家最常见的说法是：安布尔和尼可拉斯开始约会，其间有一次，他们开始谈论各自的家庭。
他们很困惑，决定第二天每人带一张父亲的照片来学校，结果发现原来他们是兄妹。不过，据尼可拉斯和安布尔所说，他们只是好朋友，并不是恋人。尼可拉斯说自己从未见过父亲，但知道他叫法伦·克纳普。他也知道安布尔姓克纳普，但从没有多想，直到听说她父亲叫法伦之后才产生了怀疑。第二天在学校，尼可拉斯把安布尔拉到一边，给她看了自己拥有的唯一一张父亲的照片。照片里的法伦只有 18 岁。
“有点像我叔叔基伦，”她含混地回答。可把照片翻过来后，她看到了一个潦草的签名——法伦。她惊得下巴都快掉了。
安布尔一度和同父异母的哥哥成了好朋友，而法伦也努力和他十几岁的儿子建立关系。后来，尼可拉斯·鲍曼加入了海军，获得了大学学位，在私营企业找到了一份好工作。他代表的是一条成功之路，一条克纳普家的孩子们本来也可以却没有一个人走的路。
安布尔高中毕业后租了一间公寓，把 15 岁的安德莉亚接过来，给了她一个更稳定的生活环境，并鼓励她继续读高中。就这样过去了几年。有一段时间，两个女孩似乎成功了：高中毕业后，漂亮、聪明、有才华、富有创业精神的安德莉亚结了婚，开始做房地产生意。但就在这个女孩的事业蒸蒸日上之时，父亲死了。两个女孩伤心欲绝，安德莉亚开始狂喝滥饮，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基伦说：“她把自己喝死了。”2013 年去世时，安德莉亚只有 29 岁。
安布尔似乎是克纳普家年轻一代中最有可能成功的一个。作为克纳普家的第一个高中毕业生，她在一家电信公司从事数据库管理的工作，并负责培训员工使用计算机系统。安布尔展现出了高超的智慧和能力。聊天过程中，她的聪慧和出色的交际能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沉着冷静、口齿伶俐，你要以为她是律师或业务经理也毫不为过。安布尔后来又参加了社区大学的计算机课程，借此在信息技术领域找到了一份工作，并很快就在该领域干得如鱼得水了。
“幻灯片演示，数据表、图表和矩阵分析，都是我喜欢做的事，”她告诉我们，“导人和导出数据，放在幻灯片上，向高管们展示公司在各个领域的运营情况，以及有多少钱逾期未付或未开具发票。”她补充说：“我赚了很多钱，有一份特别好的工作，特别好的福利，什么都有。”她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而且她还是克纳普家的“稀有品种”——唯一不吸毒的人。她在公司里干得越来越好，似乎一度打破了克纳普家的魔咒。
但每当压力过大时，旧的模式又会复活，童年的创伤会再次浮现。父亲去世后，安布尔悲痛万分，曾恳求医生给她开赞安诺等抗焦虑药。这些药确实有帮助，但也让她产生了依赖。药吃完后，她到处找替代品，然后人生中第一次吸食了冰毒。那年她 32 岁。
“我这辈子坚决反对毒品，”她回忆道，“我憎恨毒品，亲眼见过毒品给所有人带来的影响。我父亲是个制造冰毒的瘾君子，他失去了一切。你会以为这足以让我永远不碰毒品。”可停用抗焦虑药后，安布尔发现自己开始身体不适，变得焦虑、抑郁，无法入睡。她渴望减轻痛苦，而冰毒暂时起到了这个作用：“它让我感觉好点了，让我摆脱了抑郁，让我成了一名超级妈妈。”安布尔以为自己想明白了。
“在你的潜意识里——大多数瘾君子也都会这样告诉你——你不认为自己会是那个失控的人，”安布尔无奈地说，“你不认为它会消耗你的生命，而是觉得你会成为一个功能正常的吸毒者。”
但结果是，安布尔上瘾了，并且很快就成了监狱的常客。后来，她因持有海洛因和冰毒的重罪被判了刑，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健康保险，也无法参加她需要的药物治疗项目。因为毒品重罪，出狱后的安布尔没能找到工作，最终失去了驾照，婚姻破裂，连两个孩子也被送进了寄养机构。又进了一次监狱后，安布尔戒过一阵子的毒，还跟高中时的男友生了第三个孩子（一个儿子）。她本以为有了这个孩子后，自己可以远离毒品，但没成功，最终这个孩子也被带走了。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部分原因当然是她做出了糟糕的选择，但研究也表明，无论是从遗传学还是从表观遗传学的角度来看，成瘾行为都是可以遗传的，所以作为一个有药物滥用问题的人的女儿和孙女，安布尔很容易受到危害。安布尔和安德莉亚这种在混乱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很容易经历功能失调、虐待、离婚、精神疾病、忽视、经济困难，或者被成瘾者抚养，而这些都是典型的童年不良经历。研究人员发现，毒性压力会损害儿童的大脑发育，导致更低的教育水平，甚至在几十年后导致更高的失业率、更贫穷的境况，心血管疾病、肺病、肝病、成瘾、精神疾病、早亡的概率也会上升。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2008 年儿童创伤和儿童期不良经历给社会造成的医疗护理、特殊教育、社会福利和刑事司法等方面的总支出为 1250 亿美元，而生产力方面的损失就更大了。
正如克纳普一家的故事所表明的那样，如果没有好的政策来支持危险儿童，不只是孩子们，整个国家也会付出巨大的代价。有几项研究发现，儿童贫困会造成医疗、犯罪、监狱、福利支出的增加和收入的减少，每年给美国带来 10000 亿美元的损失，平摊到每家每户的线 美元。很多研究人员还发现，每投入 1 美元用于减少儿童贫困，就能为国家节省至少 7 美元。犯罪是儿童忽视引发的后果中代价最为高昂的一个，据研究人员估算，一起凶杀案的经济成本是 300 万美元，甚至更高。要知道，5% 的人口导致了美国一半的犯罪，所以少数功能失调和被忽视的年轻人会让社会付出巨大的经济和情感成本——目前，许多贫困家庭的孩子往往会被引向犯罪，而非大学。
英国流行病学家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和凯特·皮克特（Kate Pickett）夫妇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指出“不平等影响的不只是贫穷的少数人，而是绝大多数人”。但持怀疑态度的人不赞同这个说法，他们认为，社会存在的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不平等，而是穷人的绝对收入水平，这才是我们应该着力改善的。然而，不平等本身似乎与社会结构的破坏有关——而且不仅是对穷人而言。威尔金森和皮克特发现，更平等的社会不只会让穷人受益，中产阶级或者富人也会过得更好，活得更长，面对的暴力更少，后代也更有可能茁壮成长。而在不平等的社会中，暴力犯罪率和监禁率更高，经济产出更低，不满情绪更大，精神疾病发病率和婴儿死亡率要高出 2 倍到 3 倍，青少年生育率、监禁率和凶杀率要高出 10 倍，最终降低整个社会的福祉。”
2017 年，美国疾控中心发现，近 32% 的高中生报告了自己在过去一年中有过持续悲伤或绝望的情绪。此外，17% 的高中生称自己曾在过去一年中想过自杀。许多人认为，自杀是无法阻止的，有人想自杀的话，早晚都会成功。但这个说法不对。美国军方曾细致研究过一些策略，发现它们可以把自杀风险降低约 50%。其他研究人员则发现，一些针对问题青少年的自杀预防项目更是大幅降低了自杀率。这类策略的主要内容是帮助人们制订危机计划，让他们在产生自杀念头时可以向特定的人寻求帮助；同时给年轻人提供心理咨询，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康涅狄格州曾推行过一个名为“SOS”的反自杀项目，结果发现相比对照组，被指定参加该项目的九年级学生，企图自杀的可能性降低了 64%。
我们不敢打包票这些项目一定能成功，但安布尔和安德莉亚如果在幼儿期就接受过专业干预，后来很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因为在那个时期，她们的大脑更容易建立积极的神经连接，促进她们的健康发育。专业干预的目的是与家长和孩子共同努力，使家庭少一些混乱和暴力，营造一个更加适合孩子成长的家庭环境。此外，指导父母读书给孩子听，给孩子灌输耐心、合作、自我克制的精神、解决冲突的技能，同样具有良好的效果。
八年前，一项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进行的研究发现，大量被学校开除的学龄前儿童曾遭受过早期创伤。里士满的教育者们猜测，破坏性行为的诱因很有可能是童年的不良经历，所以就向训练有素的临床儿童心理学家凯西·瑞安（Kathy Ryan）求助，最终创建了圆圈幼儿园（Circle Preschool），为那些有过不良经历的儿童提供心理治疗。经过专门训练的教师会使用游戏疗法来治愈孩子们的创伤，每周还会对家长进行辅导。现在，瑞安正参与创立一个教师培训机构，作为推广该方法的第一步。在我们访问期间，教室里的孩子们正在安静地做游戏。“我们跟他们交谈的方式，比你通常在学校里听到的那种要平静得多，”瑞安说，“我们希望帮助他们找到一种合适的声音，来谈论他们的内心世界。”
圆圈幼儿园一次只能招收八名儿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昂贵的干预项目，但其结果也确实令人惊叹。比如，我们去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小男孩正在安静地玩一列很大的玩具火车。他叫杰伊，由叔叔蒂莫西做监护人。可就在几年前刚刚被蒂莫西和妻子丽贝卡收养时，他还是个愤怒的孩子，经常大喊大叫，撞倒椅子，朝老师和参观日托中心的老太太扔东西。在餐馆就餐时，他会乱扔玩具，所以要想带他和夫妇二人的另外两个儿子一起出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2018 年 9 月，杰伊上了圆圈幼儿园，四个月后，他变成了一个活泼、幽默、可爱的孩子。丽贝卡说：“我看到他在包括行为在内的各方面都有了很大变化，太神奇了。”蒂莫西的语气更坚决：“简直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针对问题儿童研究最多的干预措施是一些早期儿童项目，比如“佩里学前项目”（Perry Preschool Project）和“家庭连接达勒姆” （Family Connects Durham）。结果证明，这些项目具有深远且有益的影 响。一个名叫“阅读为医嘱，童书为处方”（Reach Out and Read）的项目更为简单，就是儿科医生在看诊时“开”出阅读处方，并免费分发童书。该项目的费用十分低廉，每个孩子每年只需 20 美元，成效却很显著，许多家长给孩子读的书都比之前多了很多。但可惜的是，其他国家在打造他们的幼儿教育计划时，美国却落在了后面，比如在4岁儿童参加幼儿教育项目的比例排名中，美国在 36 个经合组织国家中排第 34 位。
儿童拥有一种或两种不良经历是很常见的事，但那些拥有三种或三种以上不良经历的儿童，极有可能会面临学业失败、出现心理问题和药物滥用的巨大风险。安布尔和安德莉亚就是童年不良经历受害者的典型代表，但现实是，只有 4% 的儿科医生会对儿童进行不良经历的筛查。
娜丁·伯克·哈里斯（Nadine Burke Harris）博士正试图改变这一现状。作为加州首任卫生局局长，她正在领导以证据为基础的全国性干预方案的开发，其中一些还涉及了测量生物应激反应的生物反馈传感器，以及监测脑电活动的神经反馈。哈里斯博士发现农村是加州童年不良经历的高发地区后，发起了一项公共教育运动，迄今为止已向 3100 万家庭普及了有关童年逆境的知识，让他们了解了童年逆境如何损害人体健康，又该如何治愈。甚至连著名的儿童节目《芝麻街》也参与其中，为遭受过创伤的孩子制定了一系列应对策略，比如让饼干怪兽学习呼吸练习，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加州的一项新法律规定，全州范围内都要进行童年不良经历筛查——其他州都应效仿这种模式。
“我不想用气泡膜把我们的孩子包裹起来，给予他们无微不至的呵护……而是想帮助我们的小家伙走遍天下，了解如何接受挑战。”哈里斯博士说，“作为一个国家，我们面临的一大问题是：美国是否还会继续为每个人都提供机会？”
美国大约有 1300 万儿童生活在贫困中，而且从现金收入来看，其中约有 200 万人甚至应当属于“极端贫困”——国际贫困线标准为人均日收入不足 2 美元。如果他们生活在刚果或孟加拉国，一定会被归为极端贫困人口，但他们生活在美国。我们不想夸大这种对比，毕竟刚果儿童通常得不到食品券，也无法去医院的急诊室就诊或者到教堂食品分发处和施粥处得到食物。但令人震惊的是，根据官方定义，即使按照孟加拉国的标准来看，一些美国儿童也属于极端贫困人口。美国出现极端贫困儿童的频率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德国几乎没有）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 1994 年的福利改革。改革的目的原本是要打击游手好闲的成年人，最终却切断了一些家庭的福利，对他们的孩子造成了毁灭性影响。
福利政策很复杂，善意有时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不过还是有一些行之有效的可以帮到孩子们的方法，比如家访或幼儿教育项目。针对老年人的反贫困计划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自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老年人骤降了三分之二。有些时候，我们花在某个八旬老人住院治疗上的公共资金，要比一个儿童完成全部教育所需要的钱还多。所以，让我们直言不讳地承认吧：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犯有儿童忽视罪，而我们之所以这样对待孩子们，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无法投票。相比之下，其他国家会为有子女的家庭提供家访、带薪家务假和每月现金补贴，以减少不利因素。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携手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妮·凯斯对美国的“绝望之死”进行了非常重要的研究。迪顿表示，美国极端贫困的曝光，让他重新调整了自己的慈善捐赠方向。现在，他会更多地把钱捐给国内：“数百万美国人正因物质贫困和健康问题而苦苦挣扎，他们的处境甚至比一些欠发达国家的人更糟。”
多年以来，美国、索马里、南苏丹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个没有批准《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这实在令人难堪，但也很说明问题。而现在，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没有批准这个公约的国家只剩美国了。
也许批不批准只是一个象征性问题，有些事却是真实到不能再真实了：美国的贫困人口中几乎有三分之一是儿童；在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里，每晚平均有 11.5 万名儿童无家可归。
既然安布尔和安德莉亚像很多有类似经历的人一样，也错过了获得帮助的童年窗口期，那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成年之后的她们吗？很多雇主通常会解雇那些陷入困境、耗费其医疗保险的员工，而不是送他们去治疗。但现在，雇主们的态度可能已经开始转变，部分原因是成瘾问题已经侵蚀到了工作场所。在 2017 年一项针对全国 500 家大中型企业雇主的调查中，70% 的雇主表示处方药的使用影响了企业的正常运转，比如会导致员工旷工，药检可能呈阳性，或者上班期间使用止痛药等。但调查也显示，相近比例的雇主说愿意帮助员工在治疗后重返工作岗位。
作为缓刑的一部分，安布尔·克纳普必须每隔一定时间就得拿酒精测试仪进行呼气式检测，以证明自己没有喝酒。一旁看着的人是她的女儿。（琳西·阿达里奥摄）
39 岁的安布尔·克纳普想从头再来。她正住在“中途之家”，所以我们约在了附近的公园见面。她随身带着一个呼气式酒精检测仪，和我们聊到一半时，她按照预定时间对着那个检测仪吹了口气。她解释说，要是没有通过药检或呼气测试，她就要回监狱服刑 26 个月。
曾经做过公司经理的安布尔，现在却是一个与毒瘾做斗争的重罪犯。这种对比令她无地自容。她说自己的目标是创造一个五年的清醒纪录：不吸毒，不喝酒，不触犯法律。这会给她带来更多的工作选择，包括重返信息技术领域。
安布尔回顾自己过山车一般的人生，将其归因于童年的阴影。“当你在混乱中长大，经常在混乱中生活时，你的身体就会适应那种混乱。”她说，“为了让自己感觉正常，我其实有意在制造混乱。”
安布尔转向女儿，一个漂亮的 14 岁女孩，摇了摇头。“别吸毒，”她忧郁地对女儿说，“你比那些父母不是瘾君子的人更容易上瘾。”
离开安布尔时，我们心中充满了希望。她那么聪明，那么了解自己，或许还有希望把问题抛在身后，回到企业界，成为她立志要成为的那种母亲。我们因为照片和其他问题互发过几次信息，但有一天，她突然不再回复了。再后来，我们收到了她女儿回复的短信，得知安布尔因未通过药检而被捕，已经回到监狱，要再服刑两年。孩子们又开始走钢索了。他们不确定将来会怎样，而周围的世界又重新乱作一团。
这就是人间不公！731部队细菌战犯逃回日本后，很多人在医院、学校等公立机构担任要职
731部队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下令组建的细菌战秘密部队之一。1931年到1945年期间，731部队进行骇人听闻的人体实验和细菌战等，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数千名中国、苏联、朝鲜战俘和中国平民被用于人体细菌和毒气实验。
近日，网友反映吉林一大爷在小雾凇岛景区救助受伤女游客垫付3700元医药费后，游客一声不吭离开，引发关注。打抱不平——“好心好意给你垫了3700元医药费你连个声都没吱就走了？”视频中，一男子为身旁衣着朴实的大爷打抱不平道，“好心好意给你垫了3700元医药费，你连个声都没吱就走了？
广州“棺材地铁口”引争议后，涉事公司通报：4人被处理，与设计单位永不再合作
近日，广州花地湾地铁站出入口在改造过程中，因设计造型和颜色酷似“棺材”，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随后，该造型地铁口被连夜拆除。涉事公司对此带来的“不良影响”迅速作出处理意见。
今天（1月9日），深圳“南山因为期末试卷太难延时20分钟！”冲上热搜。原因是题目过难，四年级数学考试延长20分钟。不少家长看完深圳南山四年级数学期末试卷后不淡定了，原计划考试时间90分钟，一共36道题，整整6页A4纸，仅算一下时间，平均每道题150秒钟，即两分半钟一道题。
王斌达当选眉山市人民政府市长1月9日，眉山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举行。大会选举王斌达为眉山市人民政府市长。薛学深当选内江市人民政府市长1月10日，内江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举行。大会选举薛学深为内江市人民政府市长。
大皖新闻讯1月9日晚，中国福彩网和安徽福彩网更新彩票开奖公告。双色球、快乐8、3D等玩法最新中奖号码出炉。其中，双色球第2025004期中奖号码为：3 7 17 27 29 32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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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发放年货，现场热烈的气氛都让周边的村民，还有屏幕前的网民都羡慕的不行纷纷感慨自己不是光明村的人幸运的光明村，这几天跟过节一样因为，东哥又给老家送年货啦[心][心]7号上午，村民就在刘强东老家的门前等待中午11时30分左右，车队到达村民们放起了烟花迎接并持续到了晚上，现场气氛非泛亚电竞比赛报名方式泛亚电竞比赛报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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